“……根据她们的分析，联合的基础是共同的牺牲，所以她们强调共同的压迫。这一联合的概念直接反映了男性至上的思想。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告诉妇女们做个女人就是做一名受害者。”
“妇女解放论者没有批判这一观点（它掩盖了妇女的经历——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妇女不总是被动的、无望的或者无力的‘受害者‘），而是迎合它，把共同的牺牲变成了妇女联合的基础。这意味着为了感受到女权运动与她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妇女们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作为受害者而联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过分自信的、自我肯定的妇女常常在女权运动中没有一席之地。正是这种逻辑使白人妇女积极分子（与黑人男性一起）提出黑人妇女非常‘强大’。因此不需要积极地参加女权运动。也正是这种逻辑，使很多白人妇女积极分子不再接受受害者的身份时就放弃了女权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渴望被视为‘受害者’的、最强调受害者角色的妇女，却要比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妇女更加有特权、更加有力。”
“作为‘受害者’联合在一起的白人妇女解放论者没有被要求去面对她们自己经历的复杂性。她们不会互相挑战来审视她们对与自己不同的妇女的性别主义的态度，也不会去探索种族和阶级特权对她们与其他种族或阶级的妇女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她们便可以对自己在维护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负责任，在此过程中她们坚持认为男性是唯一的敌人。她们没有认识到和面对内部的敌人。她们没有准备放弃特权去做那些在发展激进的政治觉醒中所必须的‘肮脏的勾当’（建立政治认识所必须的斗争和面对，以及很多在日复一日的组织工作中完成的乏味的任务，首要的任务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观、政治信仰等等作出客观的评价。”